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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叶伟民写作
（id：yeweimin）
作者：叶伟民
震感是从年5月12日下午两点多传来的，很微弱，又闷又远，像大地在极深处打了个哆嗦。随后，汶川地震的消息传来，7.8级（后修正为8.0级）。
当时我正在广州采访，回去后打开MSN，报社的群已经聊开了。震区已成孤岛，所有电话都打不通。编辑部决定分批入川，我被分到第二批。震后约一周，我抵达成都。
此后一个月，我先后到了都江堰、绵阳、什邡、北川、马尔康、汶川、理县等地，记录着悲伤和疮痍。在我不算短的职业生涯里，灾难报道从未缺席，从洪水、雨灾、泥石流、到厂矿爆炸，但只有在汶川地震面前，生活隐藏的黑洞才如此真实，美好轻盈的日常被打破，换来某种重。那种巨大的撕裂和幽暗，至今我仍认为是很糟糕的回忆。
既然命运的轮盘难以抵挡，就总要有人去做那个“坏消息先生”，记者就是其中的一群。灾难报道是记者的成长课，作为社会应对机制中传播环节最专业的一环，记者的报道能平衡信息差，协助社会肌体协作和资源调度，并为历史留下注脚。
情绪这个敌人
单从操作流程上，灾难报道和常规报道别无二致，该做的一样不能少，挑战反而来自寻常处，例如情绪，尤其站在大灾大难的现场，作为自然人的情感反应几近必然。总体上，我的建议是：珍惜这份人性天然，并将其关进笼子里。
这一点，汶川地震中我先期抵达的同事做得很好。他们深入震区的那一周，我在广州总部做后方支援，对他们发来的冷静克制的报道深感敬佩。直至我亲眼见到他们，才知道情况并非如此。老记者谢海涛又黑又瘦，眼睛红肿。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见不得人哭，一看到生离死别的场面就受不了。然而，在老谢身上，泪水和勇气并不成反比。北川封城的晚上，他拉着我说，准备摸黑翻山潜入。北川是地震中受破坏最严重也是最恐怖之地，县城几乎被活埋，死亡和失踪超过1.5万人。
每一次灾难都会诞生一些煽情催泪之作，更有甚者通篇只是告诉读者他有多么伤心。老实说，我非常不认同。记者的自我代入感太强，最终伤害的是公众感知。为事实喜怒悲怨是读者的权利，而非受制于某种先入为主的暗示。记者的本职是了解更多真相并如实传递。
驯服了情绪后，冷静判断才成为可能。一个突发灾难通常波及一定范围的区域和人群，去哪，找谁，做啥，成为一个需要快速判断的问题。对应有三个原则：到离事件最近的地方去；找受影响最大的人；就地采访。
这三点都不难理解。汶川地震发生时，“孤岛”汶川自然是各方的首选之地；震中的灾民和率先抵达的救援人员也是合适的采访对象。第三点容易被忽视，灾难发生时，生命和故事的存亡都以秒计，记者在现有条件下的第一声发问和救援人员挖的第一块石头，性质是相似的。你打通的第一个灾区朋友的电话，途中交通工具的邻座，都应该成为你素材的来源。我认识一位同行，去成都的飞机上就开始采访，刚着地就发回第一篇稿子。
这种状态应贯穿整个采访期。大灾发生，各媒体都会成立前线指挥部，负责选题策划、编辑和人力调度，时效自然是首轮竞技场，各家那三把斧都差不多。接下来就是拼角度和深度了，各家的策划案会因人力、掌握的信息和理解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个阶段，记者的单兵作战能力就得到凸显。
震后约两周，羌族命运进入编辑部的议题清单。汶川是羌族聚居地，这个历史上命运多舛的民族，震后会怎样？我想去看看。但编辑部给的路线建议很不靠谱，需要徒步穿越原始丛林。
我这样解决这个问题：我先在地图上找出有公路途径的羌寨，再跑去汽车站，拼凑出一个超过20小时的转乘方案（震中附近的道路全断了），然后我再到二手书网站同城交易了两本羌族史，还通过当地同行找到一位在马尔康的羌族研究者，通过他我又知道了一位民间羌族博物馆馆主……
最终，通过数层延伸和筛选，我锚定了汶川阿尔村、萝卜寨和理县桃坪寨这三个点，它们成了我的长篇特稿《羌寨离歌》的主要取材地。实际上，这个案例除了是我亲历外并无特别之处，那些钻进了救援部队的直升机和冲锋舟的同行更值得请教。但道理是一样的，还是那句老话：办法总比困难多。
作者在汶川地震现场
和他们在一起
阿尔村躲在汶川西郊的丛林里。国道走一段，就拐进一条悬崖路，沿杂谷脑河的指引，尽头一处平缓山谷就是了。
汶川境内的公路大多被震碎，从成都到这本不到4小时的路程，我花了一天一夜。震后初期，大部分资源和注意力都优先城镇，救人为要务，尚未细化至民族文化挽救，羌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也并非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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