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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箕湾墓地
粪箕湾墓地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黎溪镇盆地的水坪梁子和小团山上，海拔约米。为配合“坡改梯”工程，会理县文物管理所等多家单位于年至年4次发掘清理此墓地。四次发掘所出墓葬统一编号，共计座土坑墓和4个圆形坑。
所清理的墓葬中，除M17发现残存的下肢骨外，余皆不见骨骸，也未发现葬具痕迹。有98座墓葬随葬器物，部分墓葬有用一至数块石板和石块围砌墓室，少数墓内放置有白色石英石块。整个墓地仅有4组8座墓之间有打破关系：M21打破M1,M41打破M37,M打破M,M打破M。除M37刊布有一件陶纺轮外，余下皆没公布随葬器物(简报没有墓葬登记表，也不清楚是否有随葬品)。
随葬器物中陶器占绝大多数，主要细砂陶，以褐色和黄褐色为主，另有少量灰陶。可辨器型主要有侈口深腹罐、双耳罐、单耳罐、单耳杯、豆、敞口有领壶、带流壶、钵等，主要为平底器，器表多素面，但大量陶器器底饰有叶脉纹是为该墓地陶器显著特点，另有少量乳钉纹、刻划网格纹和三角纹。此外，墓地出土17件铜器，主要为钺、矛、削、镯、泡饰、指环等。
简报根据随葬器物及与周邻相关遗存对比，将墓地分为早晚两期，早段陶罐更显瘦高，口径略小，晚段陶罐更显矮胖，口径更大。早段陶钵圆唇，弧腹，晚段陶钵方唇，斜直腹。早段双耳罐宽扁耳与口沿齐高，晚段高于口沿，新增双耳起自颈部的类型。早段各侈口类陶器多为卷沿，晚段隐见折痕。早段陶器多素面，另有大网格纹，晚段除素面外，网格纹流行细密状，另有上下对称的三角形刻划纹。此外，晚段新增带流壶和高领壶。
粪箕湾墓地所出带乳钉纹的大口罐、陶豆等具有大洋堆二段同类器遗风，单耳罐、双耳罐与黄河流域卡约文化相仿，譬如双耳罐M6：2与上半主洼M：2相若；单耳罐M3：1与山坪台遗址M52：1相近。同时，带流罐施流位置与礼州遗址一段同类器相比，略低于后者，且不见颈部和腹身的纹饰，可能为后者之遗形。并且，二段双耳高于口沿的标本也与礼州遗址二段双耳罐存在一定联系。依礼州遗址年代序列，可知粪箕湾墓地一段遗存可能介于战国早期至中期，第二期遗存可能在战国晚期。
大石墓及相关遗存
此外，在西昌营盘山遗址的晚期堆积中发现瓮棺葬遗存。在盐源县轿顶山、乌丘、格萨、烧人坪；会理县东咀、元宝山、莲塘、唐家坡、小凹子、大冲沟、猴子洞、普隆村、席草地、小营盘、瓦石田；普格县瓦打洛、小兴场、田坝、中村、团田；西昌麻柳村、横南山、钟官坡、大麻柳；冕宁县三分屯；德昌县阿荣、王家田、泥巴地；西昌市郊、河西公社、坝河堡子、北山、小花山、黄水塘、洼垴；米易县三井巷、田坝、水塘坝；喜德县拉克公社、轱辘桥、四合村、瓦木等遗址发现有属于三代时期各个阶段的遗存，又尤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石墓遗存数量最多。
从目前调查发现可知大石墓主要分布于安宁河流域，以西昌市和德昌县最为集中和密集，西罗河流域的普格县也有发现。这些大石墓多处于半山区、河谷平原和山间谷地中，尤以安宁河及其支流两岸的一、二、三级台地最为集中。多呈墓群分布态势。
早期大石墓墓圹低矮，以乱石垒砌后盖以大石板，晚期大石墓墓圹较高，周围多立大石，上盖大石板；早期大石墓并未见二次进入现象，晚期大石墓经墓门有多次进入安葬现象。大石墓随葬器物多为陶器和铜器，其中陶器多见双耳罐、单耳罐、觚、带流壶、豆等，多为夹砂陶，尤以褐陶居多。铜器多见削、铜泡、铜管等。其中带流壶与礼州遗址第一期遗存同类器存在递演关系，觚为陶质，形制与中原西周铜觚相仿，由此可见其年代相差不会太远。
关于大石墓的起源与分期，刘世旭先生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大石墓遗存是紧承雅砻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而形成的，并找出其各阶段随葬器物的变化特征。从典型器物来看，大石墓所出带流壶确实紧承礼州遗址第一期同类器，礼州遗址第一期遗存与当地横栏山文化有着紧密联系，因此新的考古材料也印证了刘先生观点有其合理的地方。刘先生将大石墓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别属于春秋早期至中期、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晚期、战国末期至西汉晚期。结合所出器物与周邻遗存相比较，可知刘先生分期及断代的观点是可取的。
不过，目前并没有发现属于横栏山文化的墓葬类遗存，而礼州遗址却是行竖穴土坑墓葬制。大石墓遗存作为一种特殊的葬制，理当有其自身发生、发展机制，不大可能由土坑墓直接过渡到大石砌棺这种现象。对于这种葬制，理当在别的文化遗存寻找其可能的因素。我们认为以大石构墓与其相邻地区的石棺墓有着某种联系，理由如下：
一，从大窑石棺墓及麦坪遗址所出石棺墓来看，大渡河中游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业已出现该类墓葬。目前，在雅砻江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已经发现有石棺墓，如木里县、盐边县城南的永兴、渔门、惠民等地均有发现石棺墓遗存，盐源有以大石封顶的遗存。遗憾的是并没有详细的材料刊布，无法对其年代做出判断。
二、刘先生认为大石墓所出双耳罐和单耳罐与礼州遗址同类器有着递演关系，观察这类陶器，二者形制差别相对较大，相反，却与黄河流域的卡约文化部分同类器之间有更多相近因素。当然，这种联系可能并非是直接相关的，根据下一章对金沙江上、中游夏商周时代遗存的分析，可以看出大石墓所出双耳罐和单耳罐与“扎金顶—中甸组”之间更多相似。
三、“扎金顶—中甸组”主要包括扎金顶、中甸、瓦龙村墓地，几乎全为石棺墓形制。鉴于二者间陶器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行石棺埋葬的葬制存在联系也合乎情理。
四、云南姚安西教场黄牛山所发现的一座石棺墓，年代距今约余年，当在商末周初，该墓皆以大石砌筑于土坑中，墓室分为前后二室，长6.6，宽1.4米左右，此墓已然具有一些大石墓的因素。并且，大洋堆遗址三段的大石墓DM1，以石块垒砌四壁，上盖以厚重大石，整个墓圹低矮，无法二次进入，“应该是大石墓的初始类型”。这种石块垒砌方式当与更早期的石块墓有着联系。
总结以上，可知雅砻江下游的大石墓遗存至少存在三种文化因素：其一为当地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延续下来的带流壶这类遗存，其二为与之相邻地区较早阶段的石棺墓遗存，其三为中原文化对其影响所致的陶觚这类遗存。
学界把安宁河流域建筑技术和风格都显成熟的大石墓遗存断定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时间上与石棺墓具有早晚关系。上述现象让我们做出如下假设：一是当地彼时的人们受石棺葬习俗的影响而推行大石墓葬制，二是行石棺葬的人群迁徙至此地后保留自身陶器风格的同时也接受当地陶器，并随自然环境改行农业经济形成一定规模的聚落，从而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推行大石墓葬制。三是彼时中原地区的人迁徙至此，既带来了自身文化因素，同时也接纳吸收其余两种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改进，形成大石墓葬制。当然，第三种假设不大可能成立，毕竟在大石墓早期阶段鲜见中原文化因素，因此大石墓遗存中出现中原文化因素，只能是晚近时候后者对其影响力增强所致。诚然，这都为笔者揣测，具体结论的得出还有待于更多考古资料的发现来证明或证伪。
此外，棲木沟遗址第3A、3B层及其下开口的F1当属于大石墓遗存性质。其中，F1破坏严重，根据残存柱洞推测为长方形房址。出土陶器绝大多数为夹砂灰褐陶，另有少量夹砂黑陶和夹砂红陶。多为素面，另有叶脉纹、刻划纹、附加堆纹、剔刺纹、水波纹、方格纹和附加“∽”形纹。可辨陶器有侈口深腹罐、双耳罐、器盖等，流行在器底印制叶脉纹。报告认为此类遗存与安宁河流域大石墓所出遗存相同，此说可从。
